許淑真「口號之外綠色行動 陣線三 食物革命」，台北：《典藏今藝術》第198期，2009/3

口號之外綠色行動 陣線三：食物革命
文｜許淑真

食物是一個文化、環境、和經濟的政治，也是當今的一個生態策略……當然它也是一個生活日常。

在2007年底贏得澳洲新總理職位的工黨領袖陸克文（Kevin Michael Rudd），在投票前夕，疾呼「氣候變遷是優先課題」的政見，被認為是他贏得選票最重要的原因之一，而上任之後設立氣候變遷事務部、簽署京都議定書，都是實踐競選有關環境政策的承諾，其計畫目標的效益，皆是希望減少造成地球暖化的溫室氣體排放量，並以經濟上負責任的方法來因應氣候變遷問題。
這些鮮明的圖像都還歷歷在目，但因環境的持續惡劣加上經濟大幅衰退，讓澳洲政府的許多環境政策不斷下修之外，也常常面臨兩難的處境。就在2008年底陸克文宣布承諾澳洲2020年的溫室氣體排放量，將比2000年減少5%到15%時，環保人士認為太慢而不符合環境變壞的速度，氣憤的丟鞋子抗議；但企業家卻認為速度太快，令他們無法承受所要面臨的通膨與生產成本，就是一例。

氣候變遷的警世衝擊

2009年2月南澳發生了近50度的高溫，乾旱、水災、和森林大火──氣候變遷所造成的衝擊讓人民強烈意識到——這已經是個攸關活命的問題，再加上澳洲當局希望在有關永續環境的議題上能夠引領全球，所以相關的藝術創作，這幾年便呈現相當高的密度。但由觀察很容易看出，這類創作還是以呈現一種個人化的感受為最多，有些反映土地的現況，有些直接碰觸環境議題，更有些具有警世意味，像日裔藝術家Ken Yonetani的2008年裝置作品《死海》（The Dead Sea），便反應六成白化的珊瑚墳場——大堡礁的海底現況；派爾（Gregory Pryor）的《黑色蘇蘭達》（Black Solander），藉由18世紀的瑞典植物學家蘇蘭達（Daniel Solander）的植物學研究，藝術家手繪近萬張黑色的植物標本圖，讓整間展覽室猶如末世祭壇。
造成澳洲嚴重的土地乾旱和鹽鹼化最大農業生產區——莫瑞達令盆地（Murray-Darling Basin），讓伊理（Bonita Ely）早在1980年開始至今，做了長期的調查、表演和文件式的創作。而有些長達十年以上的生態計畫，有著更多的面向和參與，像藝術家瓊斯（Lyndal Jones）主持的「AVOCA計畫：藝術、空間和氣候變遷」（註1），試圖以維多利亞省Avoca小鎮上的一間移民時期的舊屋為基地，與來自不同領域與地方社群，經由土地、歷史與藝術，發展出有關氣候變遷的反應。
但做為一個「傳統移民國家」（classical countries of immigration，註2）和最早討論原住民議題的澳洲，瓊斯這個仍在進行的生態計畫，也面臨了庫林族（Koori，註3）的質疑，裡面必須面對有關白人掠奪土地與殺害原住民的慘痛歷史。澳洲原住民與這塊土地上的一切，和平共生了4萬4,000多年，但始於1788年白人殖民開發，也開始對環境災難性的破壞，並讓澳洲人現在必須面臨其他洲所沒有的環境問題。

最後一滴水，將會是眼淚！

但若以生態藝術的角度切入，行動或計畫本身的社會實踐和政策影響力，變成一個需實質考量的依歸時，是否應回饋到原有社會本身？還有就生態藝術所談的公共性，是否就能代表著公開化與媒體化？私人利益的完成可否容納在公共利益之中？而藝術家介入、或以藝術家為主體的計畫，一定是生態藝術的基本配備嗎？2008年的「墨爾本藝穗節」（Melbourne Fringe Festival）中，20多年來第一次展出無藝術家參與的「藝穗菜園」（Fringe Garden），農業工程師伍德（Andrew Wood）將觀眾帶到北利士門區（North Richmond）的日常菜園生活中，不但給予這些問題一個新的宣示，也讓弱勢族群針對全球化工業農業的環境迫害與食物安全問題，能有積極的實踐行為。（註4）
曾被嘲笑為墨爾本遮羞布的多處國宅社區（public housing estates），60年來安置了大量的移民人口，而「栽種社區」（Cultivating Community）這個組織十多年來在老化的國宅社區內，輔導社區居民栽種自己的廚房蔬菜，在增進移民者的福利和與自然接觸的機會之中，「栽種社區」以一個知識階級的身分積極介入，也有效的提供一些生活上跨越界線的方法，比如不同的文化、語言、年齡、性別、能力和社會經濟的背景。含有永續＋栽種＋文化（Permaculture，註5）的積極的力量竟來自這些窮苦的人們，如越戰逃亡來澳的Ho Lee女士所言：「若不積極關心生態問題，澳洲的最後一滴水，將會是眼淚！」，這雖然在生態界已是老生常談的口號，但做為生態藝術是否為一常民運動，它更具有其象徵意義。

跨國階級剝削與環境破壞

諸如拉佩（Frances Moore Lappé）在《一座小行星的新飲食方式》（Diet for a Small Planet）一書中，到處查訪被「綠色革命」（註6）所殘害的土地和農民，何以不再等待救援進而加入積極改革的運動，尤其書中談到印度旁遮普省（Punjab）的例子，讓人不得不正視環境生態的問題，以及在全球化商業中，跨國階級剝削的現象。跟隨著加拿大攝影家伯汀斯基（Edward Burtynsky）拍攝30多年工業景觀照片，所製作的紀錄片《衝擊地景》（Manufactured Landscapes），見證了中國在大規模工業生產中，那猶如集中營的工廠景觀，在污化土地與環境之外，也不得不思索有關「反血腥工廠運動」（anti-sweatshop campaign）中，眾多跨國工業剝削勞工的事件。
美國作家波倫（Michael Pollan）在《雜食者的困境》（The Omnivore’s Dilemma）中描繪許多農夫與鄉村社區，早就不信自由貿易那一套，因為以市場為指向的工業農業已經傷害了土地；而農民們必須花費大量的成本，購買昂貴的化學農藥和肥料，以及基改混生種子（因為它們如騾一樣，不能繁衍高產量的種子），讓他們在付出大量勞力下，也難以有溫飽的生活。他們回歸到混合農耕，並甩掉全球化經濟體系的食物消費模式，從農場商店、農民市集、都會採買聯盟（metropolitan buying clubs）、地區餐廳的合作聯盟，構成了一個區域性食物經濟體的命脈。尤其「百哩食物」（100 miles）這樣的概念，試圖減低運送與冷凍的消耗，也印證了區域性經濟脈絡的興起。如美國和加拿大一樣，做為大面積土地的國家，澳洲人民更希望在未來，能夠先達到至少50%以上的食物來源，是來自於居住方圓100哩內的生產區域。

微小而寧靜的食物革命

當代最有價值的生物生態學研究之一，就是特別針對如都市中的無人管轄的畸零地、都市河川濱水的斜坡石縫區、馬路與濱海地的交接處等的研究，這些區域提供了生態系統動態（Ecosystem Dynamics）的活資訊，同時也建立了人文科學研究的基礎。這有如落入了法國年鑑（Annales）學派研究史學的方法一般，是微觀式的社會文化心態史，從巨觀結構轉化為微觀的地域，不單依靠文字史料，著重於地理、人類學、社會學的研究模式。這些生態學家稱之為「patch」小塊土地的研究，有如玉石上面的斑玦、如組織（都市）中的切片（樣區），在當代是具有相當程度的生態研究價值。而墨爾本國宅社區菜園中每一個小小的「plot」，像是以一種連接自然、人類活動以及人為的環境所交織出的「patch」，這函構了自然、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與人類學的諸多系統。「當你選擇吃下的食物，都在投下未來環境的選票」，這微小而寧靜的革命，許多由下而上的力量，都將轉向探索一定環境下某個小群體或個人的思想、心態、感受和生活狀態。
當這個政策與商業緊密牽扯的年代，我們看到了墨爾本國宅社區移民們的努力。在都市高壓電塔區的西莉絲社區環境公園（Ceres Community Environment Park），這25年來，城市居民致力於一個社會和環境的永續性發展。當然，還包含印度的遮普省的農民和許多世界上小小社群的努力，他們在環境永續與生活品質的追求之外，也積極達到「生活民主」的要求；「生活民主」這個從自身開發出互助合作的能力，也是他們在解決飢餓和經濟問題中，一個積極向度的追求，因「民主」該是一種生活方式，該與每日生活息息相關，而當「食物」這亙古以來不分族類的議題，在當代它成為一個撮合了文化、環境、和經濟的政治，不置可否的它當然也是一個生態策略，在種植與飲食之間，在製造與消費之間，生態藝術它最重要的是要回饋到社會，但更重要的是——它該回歸生活日常。（文／許淑真）


註1：關於這個計畫的介紹，請參閱許淑真，〈淘金夢與煉金術〉，《典藏．今藝術》，194期，2008.11，頁227。
註2：如美國、加拿大、澳洲、紐西蘭和阿根廷等國家的人民，就是靠大規模移民歷史的結果，稱為「傳統移民國家」，但也造成原住民人口的傷害。
註3：Koori是「人們」的意思，指來自新南威爾斯州和維多利亞州的原住民。
註4：許淑真，〈種植讓他們得以溝通〉，《典藏．今藝術》，195期，2008.12，頁201。
註5：Permaculture是1970年代由澳洲一位生態學家墨利森（Bill Mollison）所創，Perma-代表的是 permanent（永恆的）；而culture代表的是栽種和文化。Permaculture現在澳洲已經成為非常普及的農耕文化，從早期可永續性的食物生產方式，已擴展到經濟以及社會學的領域，尤其建立許多無償的學習機制，
是一個長效及影響極深的常民生態運動。
註6：綠色革命（Green Revolution）就是工業農業革命，執行了化學殺蟲劑、單一作物種植、和狹窄的動物圈養養殖，它讓農業寫下了污染地球的一頁，在美國就總共使用了千萬磅的殺蟲劑。儘管上個世紀的工業農業革命以救助的觀點，承諾可以滋養我們以及終結飢餓，甚至在綠色革命領軍者中的科學家布若格（Norman Borlaug），因研發高產量的小麥品種而獲頒1970年的諾貝爾和平獎。但現在全世界每一年仍舊有8億5,200萬人忍受飢荒，每天有1萬6,000名兒童死於飢餓。



【圖說】
01　Ken Yonetani於2008年的作品《死海》（The Dead Sea）局部，攝於南澳藝術畫廊。（RMIT畫廊提供）
02　2008年於RMIT畫廊的「熱：藝術與氣候變遷」展覽中，派爾（Gregory Pryor）於2005年的《黑色蘇蘭達》（Black Solander）裝置作品與局部，攝於當代藝術伯斯學會。（Gregory Pryor提供）
03　伊理（Bonita Ely）的《莫瑞河飲料》（Murray River Punch）於1980年表演於墨爾本大學的佩頓藝廊（George Patton Gallery），實地烹飪混合了化學物質、磷酸肥料、動物排泄物和莫瑞河水的料理。（RMIT畫廊提供）
04　2008年，伊理（Bonita Ely）的「莫瑞河角落系列」（Murray River’s Edge series），逆時針依次為Boga遊艇俱樂部碼頭、Boga湖一隅、暗礁之處的水、鹽化的地殼。（RMIT畫廊提供）
05　瓊斯（Lyndal Jones）《桌上的河紅桉樹》（Table with River Red Gums），為她主持的「AVOCA計畫」的文件展一隅，河紅桉樹為尤佳利樹屬的一種，也是庫林族經常使用的一個樹種，但數量已越來越少。（攝影／許淑真）
06　「藝穗菜園」的「社區食物的未來」論壇地點，在欣欣社區菜園（Happy New Life Community Garden）內的一處居民休憩處。（攝影／許淑真）
07　伯汀斯基（Edward Burtynsky）拍攝中國一間食品加工廠，員工正在處理雞肉的過程。（許淑真提供）
08  西莉絲社區環境公園中的一隅，為二手腳踏車修復站。（攝影／盧建銘）